口述者：刘端祺

　　性别：男

　　年龄：68岁工作单位：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

　　采访时间：2012年7月9日

　　采访地点：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办公室

　　整理者：王迈

　　他是我大学同学中才情出众的一个。医科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内科医生，20世纪80年代初出国学习。先从医，再做药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学有所成，得到主流社会承认，后来做到跨国药企的亚洲总裁，是那个年代外出打拼获得成功的代表，经济、社会地位都无可挑剔。我曾受邀参加他在北京组织的几次活动，见到他身居公司高位，精明干练，统筹全局，事业中天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2005年春节期间，他的应酬较多，餐后常感腹部深处疼痛，向后背放射。他自知不好，马上到医院做了检查。CT片显示他的胰体中部有一个占位性改变，包块仅压迫到胰管，未涉及胆管，所以没有明显的黄疸，但已有腹腔淋巴结转移。肿瘤标志物数值全面升高，特别是有高度诊断参考价值的CA-199高出正常值十余倍。他的病已不算早期，但还是有手术指征的，可以据情CA-199高出正常值十余倍。他的病已不算早期，但还是有手术指征的，可以据情选择部分性姑息切除和放射性治疗；运气好了，能将肿瘤全部切除也未可知。鉴于手术不一定能够延长其生存期，也可以试着先进行化疗、放疗，减轻瘤负荷后，再做是否手术以及进一步治疗的决定。胰腺癌细胞的恶性程度和目前医疗技术的局限，都决定了病人无论用哪种方法治疗，做什么选择，存活期大多都只有1年左右。总之，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很多，但预后严峻。

　　他也算一位资深医生了，尽管不是肿瘤专科，但对胰腺癌的性质和可能的预后还是知情的。他找我的目的是出于对一位老同学的信任，听听我的诊疗意见。他还在我负责的肿瘤病房里选择了一间单人病房，准备开始接受治疗。

　　在交谈中，我感觉他对胰腺癌有一定了解，也在互联网上查了不少资料，但因毕竟不是专科医生，对自己胰腺癌的凶险程度估计还是不足，但又迫切想知道真相。他一向聪明果断、善解人意，但此时也难免有些心绪慌乱，反复问的一句话是：“CA-199诊断胰腺癌是不是成熟技术，会不会搞错？没有黄疸的胰腺癌是不是手术能根治？”显然，正如肿瘤心理学教科书上说的，和大多数刚刚听到这一“凶信”的患者一样，他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心理震撼，既心有不甘，又心存侥幸。在初获肿瘤诊断时，他从心底拒绝，希望在自己的身上出现奇迹。与许多患者不同的是，他没有抱怨，更没有失态。他说，他奋斗了，事业也“小有所成”，这辈子不白过，堪称丰富多彩。他也诚恳地讲了自己的牵挂：和前妻离异后，现在与小他近20岁的妻子感情很好，最小的孩子只有六岁，他不希望让年轻的妻子和稚幼的儿子过早地失去亲人。他绝不放弃生的机会，但也要做不测的准备，不要到时候“来不及”。他叮嘱我，一定要对他说实话，病在他的身上，一切决定要由他本人来做，他“扛得住”。

　　我邀他共进晚餐。餐后，他试探我：“咱们俩的生日只差几天，今年夏天，我们一起过生日，还在这儿吃饭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你要放宽心境，做多种准备，咱们争取吧。”尽管前面做了许多铺垫，听了我的话后，他仍然停顿了片刻，思忖了一会儿后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的意思我是理解的，我的意思他也明白了。我们之间用不着“善意的谎言”，也用不着淡而无味的“安慰劝解”，可惜这种完全现代意义上直言不讳的医患沟通，现时还只能局限在相知较深的亲友之间，不能普遍推广。

　　几天以后，他多方打听，权衡比较，决定飞往南方的一家医院，接受肝胰联合移植治疗。这项手术当时在全国只进行了不多的几例，而且患者都没能长期存活。可能是对残酷预后的面对，也可能是对家庭、事业的责任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，他对移植寄予了极大希望，没有和谁商量，就毅然决然上了飞机。得知他的这个在我看来有些鲁莽的决定，我不免有些自责——我那样直截了当地向他告知病情，对吗？

　　大约半个月后，我接到他躺在病床上打来的电话，声音虚弱，断断续续，好像隔着天际在另一个星球上讲话：“端祺，我可能快不行了，我现在已经感到死神在向我招手了……感谢你对我的病讲实话，我本应该在你那小住几天，咱们再聊聊……但是，我不后悔，你知道，我是个宁愿燃烬也不愿锈蚀的人。”后来我了解到，那大概是在肝胰移植术后的一周，他的病情急剧加重，在获得重症病房医生同意后，通过电话依次向亲友们告别。

　　口述者感悟

　　两天后，他去世了。刚刚60岁的老同学，从跟我“预订”单人病房到去世，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。他本来有希望再活上一年，但“移植”的选择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抛下孺妇稚子，匆匆离去，实在令人唏嘘。

　　但是，他的这个电话使我顿感释然——老同学希望在完全知情，而不是闪烁其词的情况下，真正独立地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，正是“我的死亡我做主”。他的哲学是，活着就要有意义，死也要死得痛快，“宁愿燃烬，也不愿锈蚀”。这是他的风格，独立、洒脱、男子汉，绝不拖泥带水，一辈子都是这样，直至离开这个世界。

　　事后，我从其他同学那了解到，他选择做移植时的心情是复杂的：有几分侥幸心理，希望自己成为奇迹的主角和创造者；还有几分无奈，毕竟当代医学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，没有更多的有效治疗手段和选择；甚至还有几分豪迈——风流倜傥一辈子，他可不愿意经受癌症百般折磨，熬成个“恶病质”，给人们留下一个瘦骨嶙峋的最后形象。当然，作为医生，他也心怀着一种献身医学的高尚——如果移植失败了，就算做了一份贡献。

　　手术前他办了三件事：一、公证了遗嘱；二、陪六岁的小儿子玩了两天，告诉儿子爸爸要离开他很长时间，好好听妈妈的话；三、照了相，俊朗阳光帅气，是他遗留给人间最真挚的笑容。

　　几分冲动，几分懵懂，几分不舍，可能还有作为医生献身事业的豪迈，促成了他最后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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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33岁的张大伟（化名）到了而立之年却一直没有成家，这让父母和亲戚们都很操心，于是乎经人介绍下，张大伟认识了比自己年长2岁的石小梅（化名）。

　　石小梅35岁，是离过一次婚的人，独自带着女儿生活，事实上张大伟内心是不想跟石小梅结婚的，毕竟在他的思想里，自己是头婚，石小梅是二婚还带着一个孩子，内心多少还是会有些不甘心。

　　只不过张大伟的父母和亲戚并不这么想，他们纷纷劝说张大伟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，只要人家能生孩子就行了呗。

　　出于父母种种的压力和劝说下，最终张大伟选择了和石小梅结婚，婚后2个月，村里正好有一次免费针对妇女体检两癌的福利，张大伟的母亲看着石小梅的身体不是很好，于是就说让她去检查一下，反正也是免费的，不做白不做对吧。

　　就这样石小梅去到了妇幼保健院做了检查，当时体检的人员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：你这里的肿块有些大，怕别是有癌哦。当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张大伟当天就带着妻子去到了郴州医院做检查。

　　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这一下子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平静，石小梅被确诊了乳腺癌。张大伟当即又把妻子送到了医院治疗，只是没想到几天后，两人的矛盾也就此发生了，而且越演越激烈，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

　　张大伟很是头疼的指着家里卧室门上的脚印表示：这都是妻子踹的，卧室里也是乱七八糟的，我的衣服被妻子丢了一地，不仅如此她把自己的衣服也丢了，还反咬一口说是我丢的，我压根都没动手打她，她却报警说我对她动了手。

　　这还没完，更过分的是，妻子隔三差五就会带上娘家人来我家闹事，跟我父母发生了矛盾不说，还要我赔偿她们20万元，妻子每天也在微信上问我要这笔钱，每天我闭上眼睛都是这些矛盾的画面，真的让人崩溃。

　　按道理来说，既然查出了癌症，那就积极治疗，两人为什么会在这节骨眼上发生矛盾呢？随后张大伟来到医院找到了妻子，面对丈夫的种种指责，石小梅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。

　　石小梅表示：并非是我在闹事，而是丈夫在得知我有癌症后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，话里话外求我放过他，虽然嘴上没说离婚，但意思就是逼我跟他离婚，他就是不想出钱给我治病，从我住院，不管是干嘛，丈夫都没有关心过我。

　　站在一旁的张大伟显得非常冷漠，他也没有对身患癌症的妻子嘘寒问暖，反倒是听到妻子的说辞后很气愤，他质问妻子：你就说从住院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费用都是谁出的吧，我没管你吗？

　　石小梅反驳着丈夫：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每次出钱的时候你都不情愿，还要被亲戚们教育一番才肯出钱，你就是想赶我走，每次在我住院的时候，无缘无故就把我的东西从家里给丢掉，还往我水杯里吐口水。

　　双方各执一言在医院里争吵了起来，为了不打扰到同病房的人，两人只好又约到了医院楼下的公园里，一见面张大伟就离妻子远远的，嘴里说着：我离你远点，免得等会又被诬陷我对你动手了。

　　接着张大伟又表示：一开始检查出这个病的时候，我就说不要灰心，一家人筹钱好好治病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好聚好散，可她的父母却说，如果你们离婚的话，我们家是一分钱也不会出的，如果不离婚的话，我们就或多或少出一点。我父母听到这些话后就有些不舒服，既然亲家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们家也没钱，那就不治了呗。

　　说到这石小梅指责起了丈夫：你以前提出离婚我真的没办法去回你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得了这个病，我自己都没勇气活下去，你现在又要抛弃我，不管我，从道德上来说你不能这么做啊，况且你是我老公，干嘛要这个样子做呢？

　　说着张大伟的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，他径直的要冲到马路上寻短见，只是走错了方向被围栏给挡住了，待情绪缓和后，石小梅哭诉着指责丈夫：你都没照顾我，又遗弃我，在医院别人都有丈夫陪伴，就我没有，我做手术三天还没下地你就转身走了，我这个病我都不愿意治了，治好了又有什么意思，我又没钱，又没什么，我拿什么去治病，作为老公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。

　　面对妻子的哭诉，张大伟只是气愤的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你继续编，继续哭。石小梅自顾自的又接着哭诉：你们家人都推卸责任，说我这个病在婚前就有，用这种卑劣的借口来推脱责任，再者说了，婚前就有的话，那你们就别娶啊，既然娶了那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，不仅如此，你们还关着门动手打我。

　　这话一出，张大伟的情绪再次激动了起来，他呵斥着妻子：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打了你，我就死在这里，说着张大伟就跪在了地上，同时也向妻子怒吼道：我求你了行不行，不要这么违背良心说话，我就听不惯。

　　众人们也向石小梅提出了建议，如果真的是无中生有的事，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。石小梅说，丈夫一家就是怀疑我没做婚前检查隐瞒了病情，现在就是想甩掉包袱而已。

　　张大伟并没有再理会妻子，而是转身回到了家里，情绪冷静下来的他说道：当时检查出这个病的时候，我就说了要好好治疗的，如果不治疗，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，早就走人不管她了。是石小梅这个人不但不知道感恩，反而恶语相向，如果不是我母亲让她去检查，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。

　　我也没有推卸责任，我知道身为丈夫有扶助妻子的义务，我们一家人一开始也没有说不管她，而是想让她娘家人一块分担点，筹钱给她治病，可她娘家人的态度就是：我女儿已经嫁出去了，干嘛还要我们承担，生是你们的人，死是你们的鬼，就算死也要死在你们家里。

　　张大伟表示，这样子的口气就不对了，但凡是他们能够好好协商，语气放好点，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一地步。

　　事实上石小梅在被确诊后，张大伟也曾和妻子商量，医药费由两家人共同承担，可他发现妻子把他们的婚姻当作了救命稻草，将治病也当成了张家人理所应当所负的的责任，石小梅一家人的理直气壮，让张大伟怒不可遏，愤怒之下才选择了离婚，同时张大伟又透露出了另一个离婚的原因。

　　他说，其实这段婚姻自己是后悔的，毕竟她是二婚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现如今还有病，我心里也是不愿意接受这门婚姻，只是迫于父母和亲戚的各方面压力，都没经过考虑就和她结婚了，最重要的是，我问了医生她怀孕的几率有多少，医生建议不能怀孕，即便是怀了孕，小孩也不一定是健康的，她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孩，可我没有啊。

　　其实张大伟的内心也很煎熬，离婚吧，要背负上骂名，不离婚吧，父母抱孙子的愿望也会落空，未来也要为妻子的病情所连累，再三权衡下，最终张大伟还是选择了离婚，那么既然仅有的一点感情都破裂了，石小梅又是作何想法呢？

　　此时躺在病床上的石小梅回想起了以前的过往，她表示没得病以前我和丈夫的感情特别好，丈夫也曾当着我们家人的面再三承诺，会把我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对待，我连女儿的户口都转到了他们家。现在又说感情破裂，就是看我生病了，如果我只是生了一个小病，他们也不会这样对我。

　　石小梅的话也得到了病友和医护人员的证实，她们纷纷表示，石小梅才住院的时候，丈夫对她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反倒是她婆婆一听是癌症，就说不要治了，当时张大伟还劝说了母亲要好好治病的，只是石小梅化疗了一个疗程后，张大伟就不再过来了。

　　我不是生孩子的工具，那我娶你一个二婚的干嘛

　　越想越不对劲的石小梅觉得丈夫有如今的变化，都是被公婆逼迫的，当下她也收拾好了东西，带着父亲准备回家找公婆质问清楚。

　　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一回到家，婆婆就拿着麻袋在装她的衣服，石小梅质问婆婆，这是干什么，我还是不是你们家里的人了，这是赶我走吗，连住都不让住了？

　　婆婆倒是没含糊，她直言表示：我儿子的衣服都被你丢了，你的衣服我也要给收起来，凭什么只能你的衣服放在衣柜里，还有你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。

　　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再次一触即发，石小梅拿着道德标准来谴责婆家，可她越是拿道德来说事，实际上让婆家人越是反感。

　　随后石小梅又说出了自己的猜疑，她表示：是不是我没有给你们家生一个孩子，所以你们才这么对我，如果我给你们家生了孩子，你们还会这样对我吗？

　　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里，婆婆也毫不避讳地说道：是的，你要给家里生个孩子，我们不会这样对你。

　　可石小梅反驳的说道：我嫁到你们家又不是生孩子的工具，当时张大伟说的是感情很重要，生不生小孩都没关系，还会把我女儿当亲生女儿对待的。

　　对此婆婆表示：结了婚当然是要生小孩啊，谁家结婚不想生小孩，不然还结婚干嘛。

　　当下婆婆太强势，只能转身质问丈夫张大伟，你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吗？

　　张大伟也毫不避讳的表示：对啊，要不然我找她一个二婚的干嘛。

　　随后张家父母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：我们之所以这么消极地对待儿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孩子，给儿媳治病需要花费高额的费用，今后还要面临不能生育的局面，所以不想让儿子未来承担如此大的压力。

　　事已至此这个家很显然已经也没有了石小梅的位置，对此她也感到很寒心，可这段婚姻当初是张大伟自己选择的，到了如今这个局面，他也直言表示自己现在只想好聚好散，真的很累。

　　回到医院的石小梅也很不甘心，她不想离婚，因为有丈夫，她还有指望，没有丈夫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她直言表示不会离婚，丈夫必须要承担她所有的治疗费用，就算死也要死到他们家。

　　可既然已经有了矛盾，不解决总这么耗着也不是回事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双方来到了司法所解决矛盾，张大伟的父亲表示，矛盾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在检查出这个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积极治疗的，我儿子仅有的3万块钱也拿出来治病了。

　　当时我就找到了亲家说，这个病要我们承担，我们也是承担不起的，希望3万元治疗完后，两家人就筹钱治病，可亲家是这也不愿意出，那也不愿意出，我说虽然石小梅嫁了过来是我们儿媳，但也是你女儿啊。

　　就这亲家还是不愿意，还经常带人来我们家闹，这闹起什么作用呢？解决不了办法，还只会激化矛盾。亲家和儿媳根本就不考虑我们的难处，反而总是拿婚姻关系和道德标准来要求我们家，如今儿子儿媳感情破裂，只想他们能够协议离婚。

　　这时的张大伟也开口了，他表示自己深知作为丈夫应负的责任，可以问清大概治疗费用有多少，我愿意出一半作为补偿，大家好聚好散。

　　听到这句话，坐在另一边的石小梅却说，这个所有的费用必须要你承担，如果马上要离婚的话，所有的后续治疗费用也需要一次性给到我。

　　随后张大伟也并没有再理会妻子，而是到了医院找到了医生，了解了现在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，经过他一笔一笔的核算，最终算出来了14万多的费用，报销之后实际有8万的费用，他提出承担一半，给妻子4万块钱。

　　石小梅看后，觉得后续的治疗不确定因素太多，她说这个花费至少也要一二十万，如果离婚的话最少要给我10万块钱，两人在这种讨价还价中，张大伟说出了自己的底线5万块，最多了，否则谈不拢就没得谈了。

　　此时病友们也都纷纷劝说张大伟不要离婚，可以把她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来养，就算没有孩子，只要两人的感情好，过得也会很幸福，再说了病治好后，也不是不可以要孩子的。

　　可不管谁人劝说，张大伟都去意已决，或许他不想冒这个风险，又或许他真的对这段婚姻没有感情，最终双方经过一晚上的沟通和协商，每人都退了一步，以7万元结束了这段匆忙的感情。

　　当我用你对我的方式去对你时，你却开始对我讲道理

　　亲情应该是温暖的，作为父母不能在女儿健康时，她就是一件小棉袄，当女儿生病时，她就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这无疑会让人觉得很双标。

　　当有困难时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困难才会被克服，三番五次地去女儿婆家闹，这不是在帮女儿，而是在害女儿。

　　倘若一开始娘家也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给女儿治病，我相信最终也不会以仇恨的方式让两人的感情走到终点，往后余生彼此都是对方最恨的人。最初的20万，再到10万，最后7万结束，这段讨价还价的感情看起来也让人唏嘘不已。

　　看得出来，一开始张大伟也很是积极的在给妻子治疗和关爱，承担起了做丈夫的责任，可当看到妻子和娘家人的态度时，一下子就让他的心死掉了，本来才结婚2个月，再加上这段感情本来就不是他想要的，现在又摊上了这种事，所以他的内心就失衡了。

　　当他以妻子娘家人对待他的态度去对待妻子时，反而妻子又讲起了道德，可心死了，这种道德只会让他觉得是在绑架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怎么会去用心的帮助妻子治病呢？

　　最后，婚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，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，凑合的婚姻，始终也不会幸福。